毅力與驕傲：AAPI 醫護人員對種族主義發表個人看法

「我一直在努力對抗擊 COVID 並幫助他人。但是我卻受到了指責。」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首席流行病學家兼預防和控制感染醫學主任 Yoko Furuya 醫生表示

大部分的國人都記得 2020 年 3 月是 COVID-19 疫情的開始。但對 Yoko Furuya 醫生來說，冠狀病毒在兩個月前的一月份已經成為她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瞭解到這種病毒在中國傳播後，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首席流行病學家兼預防和控制感染醫學主任 Furuya 醫生和她的團隊便開始為醫院做準備、制定指南，並就人們知之甚少的病毒對工作人員進行培訓。

當 NewYork-Presbyterian 診斷出其第一個 COVID-19 陽性患者時，「一切都在一夜之間進入了快速運轉狀態，」她說。「從那一刻起，我感覺我沒有時間去呼吸。我的電子郵件爆滿。我收到了許多簡訊和電話。每個人都來找我和我的團隊，尋求幫助和指導。我真切地感受到我肩上的擔子很重，如果我做出錯誤的決定，那就會將我們的員工和病人置於危險境地。在資訊、數據和指導都如此有限的情況下，試著做出正確的決定讓人覺得壓力巨大。」

當 Furuya 醫生從醫院乘坐地鐵回家時遭遇了一次種族主義事件後，壓力就變得更複雜了。當時她正在地鐵上看書，一個男人走向她，朝她喊道：「你們這些中國人，COVID 毀了我的生活。我要揍你。」她回憶當時的情景。Furuya 醫生避免和他有眼神交流，並在下一站下車，這種對峙讓她心中充滿了憤怒。她說道：「我工作已經很累了。我的壓力很大，我腦袋裡面不停地思考著想對他說的話，但我沒有說，因為我不想出現暴力情況。我想說，『我是一個美國人。我是一名醫生。我努力工作，試著幫助大家。你為什麽要朝我大喊大叫？我對你做了什麽嗎？』」

在過去的一年裡，Furuya 醫生親眼目睹了 COVID-19 疫情如何給人們帶來最好和最壞的結果。當她回想起 2020 年春天時，她記憶中是希望多於壓力：「我再也不想經歷這一切了。但同時，我認為更容易記住我們獲得的東西——團隊精神、協作、及非常非常感謝對我們團隊以及整個 NYP 的員工。」即使我們國家看到了結束疫情的希望，在思考自己作為亞裔美國人的經歷時，她也意識到，仍需要很多的解決措施。她表示：「我不知道我得出了什麼結論，我想我還在思考過程中，對於亞洲人的我這意味著什麽、我如何在有這種經歷的情況下更好地生活、我能否做些什麽來讓其他人更好地理解這種經歷。」

「我在亞特蘭大長大，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在離我父母商店九英里的地方。」

NewYork-Presbyterian Queens 內科住院醫師 Seunghyup Michael Baek 醫生

Seunghyup Michael Baek 醫生看到新聞時剛剛下班：一名持槍歹徒在亞特蘭大地區開槍射擊，造成 8 人死亡，其中 6 人是亞裔婦女。Baek 醫生立即打電話給他的父母，他們開了一家小店，距離發生兩起槍擊案的地方只有 9 英里。

自從 AAPI 仇恨犯罪率不斷上升，NewYork-Presbyterian Queens 內科住院醫師 Baek 醫生每天要給他父母打幾次電話瞭解他們的情況。如果父母沒有接聽電話，他便開始擔心起來。這次，Baek 醫生屏住呼吸，他們接聽了電話；他們很安全，正開車回家。他說：「我永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麽，因此每次給他們打電話都很緊張。」

Baek 一家在他上六年級之前從韓國搬到了喬治亞州，他的父母在那裡自己開店已經 15 年了。雖然新學校包括他只有兩名亞裔孩子，學校的生活並不容易，但 Baek 醫生和他的家人也融入了社區，經常光顧他父母商店的鄰居孩子稱他的父母為「媽媽和爸爸」。儘管如此，這些年來，他們一直是種族主義誹謗的目標，而 Baek 醫生今年也越來越擔心他父母的安全。

在紐約，他同樣擔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並表示他的女同事和表親們面臨著最嚴重的騷擾。他表示：「他們尋求幫助，但沒人理會。在醫院的時候，如果病人尋求幫助，我們會馬上跑過去，但在現實生活中，當我的女同事尋求幫助時，卻沒有人為其伸出援手。這讓我感到很難過。這種情況不正常。」

在亞特蘭大家鄉以及自己後來在紐約的家中發生的事件，讓 Baek 醫生感到推動改變的緊迫性。3 月份，當 NewYork-Presbyterian Queens 為 AAPI 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舉辦默哀活動時，Baek 醫生懇請每個人都表達自己的看法。他說：「如果我們保持沉默，那麼我們就和對暴力事件視而不見的那些人沒什麽區別。沉默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醫院工作時，我們隨時幫助病人進行治療，我相信我們也能幫助解決這些種族分歧。」

「我親眼目睹了唐人街社區每天面臨的挑戰。」

NewYork-Presbyterian Lower Manhattan Hospital 社區事務經理 Chui Man Lai

Chui Man Lai 一直都在曼哈頓的唐人街生活和工作。她已經習慣了充滿生氣的街道、市場的氣息以及人群的喧鬧。令人心碎的是，她的社區不僅因 COVID-19 而遭受經濟衰退的破壞，而且對反亞裔暴力也充滿了恐懼。她說：「當看到你過去習慣的事情和常去的地方都消失了，你會覺得很沮喪，你會覺得生活缺失了一部分。」

去年春天，紐約爆發 COVID-19 疫情後，Lai 一直在努力維持社區的運轉。作為 NewYork-Presbyterian Lower Manhattan Hospital社區事務經理，Lai 和她的小團隊給唐人街的居民打了 900 多通問候電話，其中許多都是老年人，並且不會說英語。Lai 沒有像平時那樣在健康講座現場和擁擠的街頭集市集上問候社區成員，而是改為打電話，以確保唐人街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居民能夠保證他們的身心健康。

有時，她發現自己和某個居民在電話中聊了一個多小時。

Lai 表示：「我們打電話的對象中有很多老年人，其中許多人非常害怕出門，首先，他們害怕感染病毒。另外，很多人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不想成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除了打電話，她的團隊還會教導許多老年人如何轉為使用虛擬平臺 ，使用Zoom 參與健康講座。她表示：「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擁抱，每次我們透過 Zoom 會面的時候，我們總是說一些互相鼓勵的話，像『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很快，我們又可以一起吃點心了。』我想無論你年紀多大，都會需要鼓勵。我們試著給他們信心，同時也讓他們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關心。」

「我組織團結了我的醫護同事們，因為我無法保持沉默。」

New York-Presbyterian/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 放射科住院醫師 Michelle Lee 醫生

疫情爆發以來，Michelle Lee 醫生聽到了一件又一件針對她所在 AAPI 社區的暴力事件。從 2019 年至 2020 年，紐約市的反亞裔仇恨犯罪上升了 833%，同時全國反亞裔種族主義激增，而且發生在家門口：一位住院醫生在上班時被吐口水，一名醫科學生被別人叫「中國病毒」並在醫院外遭到毆打，一名護士在下夜班進地鐵時肚子被打。Lee 醫生本人兩次在曼哈頓的不同場合都被人吐口水。

今年 3 月，亞特蘭大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 8 人死亡，其中包括 6 名亞裔女性。在這之後，Lee 醫生意識到，她需要採取行動，以對抗不斷上升的亞裔仇恨。在四天內，她組織了 100 多名紐約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居民 (AAPI) 醫療保健工作者及其盟友參加了一次全市範圍的和平集會，抗議不斷升級的全國反亞裔種族主義。他們一起站在「醫護人員對抗亞裔仇恨 (White Coats Against Asian Hate)」的前線。她認為自己是受到了「醫護人員支持黑人生命 (White Coats for Black Lives)」團體的啟發，她在醫學院時曾是該團體的一員。「種族主義是一個公共健康問題，醫生應該正視並譴責這一問題，」她說。「當我們對抗反亞裔仇恨時，我們也是在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而戰。」

暴力襲擊並未減少，Lee 醫生繼續進行和平抗議，同時寫下她的經歷和需要旁觀者介入培訓等問題。與此同時，她正在努力透過在NewYork-Presbyterian 職員和醫學院學生之間建立一個導師項目來實現內部變革，以在醫療保健系統內建立一個更強大的社區。她說：「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並非孤身一人，並且他們所在領域的醫生會一直支持他們。」「我認為，為了對抗仇恨，大家必須更團結一致。」

作為一名醫生，Lee 醫生致力於將積極主義和宣倡導融入她的工作中。「我們不是在虛幻的泡沫中行醫，」她說。「我們是在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中執業。對於我們來說，在診斷時正視及找出患者的問題，對我們所治療的人群，有很重要的影響。」

「我是一名殘疾退伍軍人，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我願意到任何地方去。」

Jacky Chen， ColumbiaDoctors 品質和患者安全項目經理

Jacky Chen 的父母是來自中國是的移民，為自己和三個孩子創造了成功的生活。受此啟發，Chen 想要回報他的國家。上大學時，他應徵入伍，希望成為一名軍醫。Chen 在一次事故中遭受創傷性腦損傷，當時他正在接受派往阿富汗的訓練。「我現在是一名殘疾退伍軍人，但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我已準備好到任何地方去。」他說道。離開軍隊後，他決定攻讀衛生管理碩士學位，致力於在管理層面為病人服務。如今，他是 ColumbiaDoctors 品質和患者安全項目經理，與 NewYork-Presbyterian/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 和門診護理網路 (Ambulatory Care Network) 密切合作。

儘管他為國效力，但 Chen 總是不得不去證明自己的歸屬感。他說：「人們仍然把我看作一個外來人，以為我不會說英語，或者對我說，『哇，你的英語真棒，』」「如果我談到我的兵役，有時人們會對我好一點。但我還得再努力一下。」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這種排擠行為被放大了。他曾在商店和地鐵裡遭到口頭攻擊。這促使他發聲，並喚起他時刻準備捍衛的國家價值觀。「我真心相信美國，相信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他說。「但 COVID 確實讓人們關注到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歧視。當很難保持信念時，我會想起好人。那些主動聯絡問候我問『你好嗎？』的人——傳播關懷的人，以及願意進行這些對話的人。這讓我對我們能夠創造文化轉向充滿希望。歷史最終表明，我們確實在前進。」

「我在對抗 COVID 的第一線奮戰，卻差點因為是亞洲人而受到攻擊。」

Cynthia Pan 醫生，NewYork-Presbyterian Queens安寧緩和照護主任

這些天，Cynthia Pan 醫生總是隨身攜帶個人安全警報器和胡椒噴霧。NewYork-Presbyterian Queens 的安寧緩和照護主任每次離開醫院——即使只是出去買午餐——都會叫一個同事陪她一起。自從三月份她差點被襲擊以來，Pan 醫生一直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當時她和 15 歲的兒子正離開一家餐廳，光天化日之下，有人開始跟蹤並恐嚇他們。當那個人衝向 Pan 醫生時，她的兒子介入並成功地把他嚇跑了。「我嚇壞了，」她說。「我們走到我的車上，撥打了 911 報警。然後我問兒子，『他對你說了什麼？』他說那個人告訴他，『她是我的。』感謝上帝，我們之前討論過反亞裔偏見。我們有所準備，我的兒子也在那裡保護我。」

在過去一年中，Pan 醫生一直在疫情嚴重的皇后區社區 COVID-19 疫情的第一線奮戰。作為一名安寧緩和照護治療專家，她接受過處理嚴重疾病的訓練，但疫情帶來了無法應對的巨大損失。Pan 醫生在 2020 年 4 月感染了該病毒，儘管在家裡試圖康復時連呼吸都很困難，她還是會給同事傳簡訊表示支持。「沒有人退縮，」她說。

如果說過去一年存在一線希望的話，那就是 COVID-19 向 Pan 醫生展示了團結的力量——團結可以如何幫助人們渡過危機。當她談論種族主義和亞裔仇恨時，她一直牢記這一點。「人們必須相互支持，做正確的事情，」她說。「在那些 COVID 帶來的晦暗時刻，我意識到我的真正方向：即我們必須照顧好我們的患者，當然，我們也必須照顧好我們自己。我們必須互相照顧，為彼此發聲。」

「我有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也要傾聽他人的聲音和觀點。」

Joo Young Hong，NewYork-Pres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牧師

從小到大，Joo Young Hong 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聰明而安靜的人。「每個人都認為我比實際情況勤奮得多，」Hong 說，他是NewYork-Pres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 牧師關懷小組的牧師。「我的職業道德得到了很多讚譽，我認為這是最好的事——沒有人會打擾我，因為我只是一個安靜的亞洲女孩。」

但在全國範圍內的種族清算之後，Hong 受到了她在黑人社區看到的積極主義的鼓舞，她發現自己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歷，以及其他人因為她的種族而對她的看法。「我意識到這實際上是不對的，」她談到自己成長過程中所遭受的對待時說。「最近發生的一切都讓我開始思考我是誰、別人如何看待我，以及我希望別人如何看待我。」

對 Hong 來說，這是一段發人深省的時光，包括她在疫情期間的牧教關懷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去年 3 月，她的團隊不得不改變他們的工作方式——不能在臨終病人的床邊陪伴，卻希望成為眾多家庭和醫療保健人員的支持來源。「每個人都感到無助，」她說。「因此，這確實促使我真正深入挖掘自己的信念，以便能夠面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帶來的恐懼，而不是被它所吞噬。」

Hong 也以同樣的決心來應對目前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和種族主義。她說：「我們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可怕而脆弱的時代，所以我們身上很多壓抑的偏見都浮出了水面。」她開始冥想，並在幫助她度過 9/11 和疫情時期的同一段聖經經文中找到了力量。詩篇 46 節寫道：「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和力量，永遠是我們在困境中的幫助。所以地雖塌陷，山雖沉在海中，水雖怒吼翻滾，山雖因海漲而震動，我們也不害怕。」

她說：「關於整個地球都在顫抖和破碎的描述——我想我們很多人在這段時間裡都感覺到了，因為疫情和種族主義仇恨的上升。」「但在我看來，正義終將勝利。最終，上帝會獲勝。我們有望走出這一困境，變得更好、更強大。」

「我是 ICU 的一名護理組長，我認為我的團隊今年比以往更需要我的支持。」

Ian Saludares, NewYork-Presbyterian Lawrence Hospital 病人護理主管

去年春天，當 COVID-19 風暴襲擊 NewYork-Presbyterian Lawrence Hospital 時，ICU 病房的病人護理主管 Ian Saludares 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他主管的病房必須增加床位數量，管理的排班表不斷受到需要隔離的工作人員的影響，他還需要努力掌握不斷變化的指導和有關病毒的資訊。

但即使在這一團混亂中，Saludares 也知道找個時間聊天和傾聽的重要性。他說：「我需要確保我能持續與我的團隊建立信任，他們知道我是他們的後盾，在病房中他們比以往更能感受到我的存在。」

今年春天，當團隊從疫情的壓力中恢復過來時，許多成員還要應對種族主義事件帶來的焦慮。

最近，Saludares 邀請了他的一位 AAPI 團隊成員到他的辦公室。「我問道，『你怎麼樣？最近感覺如何？』」他回憶道。「然後她就開始哭泣。她擔心她的安全。她說：『Ian，我都不敢出去買東西。我出去的時候都得帶著胡椒噴劑。』我想告訴她，她的擔心是道理的，作為一名領導者，能夠為她提供支持是我的責任。」

雖然 Saludares 沒有經歷過暴力仇恨事件，但他知道這種微妙的嘲諷帶來的痛苦。Saludares 26 歲時從菲律賓來到美國。他到療養院上班的第一天，經理介紹他時，他的一位同事說道：「哇，又是一個新下船的。」這句話起初使他迷惑不解，但他後來意識到，這是一種輕度冒犯，侮辱他的移民身份。作為一名移民，Saludares 在事業和生活上都取得了成功，並始終以他的菲律賓血統為榮，且始終擁有那種熱情和自豪的精神。他每天都在努力向一個在種族、民族、性別和年齡方面具有多元化特點的團隊學習。他說：「我隨時準備傾聽，給他們能夠表達自己想法或者交流的空間。」

雖然去年 Saludares 努力去傾聽，但他也受到鼓舞而勇於發聲。他說：「社區裡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我們必須把它們說出來，公開地說出來，表達自己的看法並站出來。」